<pre id="xvxxt"><ruby id="xvxxt"><ol id="xvxxt"></ol></ruby></pre>

        <pre id="xvxxt"><pre id="xvxxt"></pre></pre>

        <track id="xvxxt"></track>
          <track id="xvxxt"><ruby id="xvxxt"><strike id="xvxxt"></strike></ruby></track>

          設為首頁 報刊投稿 微博平臺

           首頁 >> 社科網原創
          靜水深流:以西語文學研究為志業——對話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拉丁美洲文學資深學者鄭書九
          2022年11月24日 08:3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萬戴 字號
          2022年11月24日 08:3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萬戴
          關鍵詞:研究;西語文學

          內容摘要:西葡拉美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推廣,是一件對中國文化界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

          關鍵詞:研究;西語文學

          作者簡介:


          受訪者/供圖

              鄭書九,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西班牙語文學研究者。1951年生于河北省安新縣,1964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附屬中學開始學習西班牙語,1975年畢業于北外西語系并留校任教,198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90年于哥倫比亞哈維利亞納教廷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1995年至1996年在馬德里自治大學任教,被授予名譽教授稱號。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西葡拉美文學研究分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外語教學研究分會副會長等職。撰寫和主編了《執著地尋找天堂》《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后小說研究》《當代外國文學紀事1980—2000:拉丁美洲卷》等專著五部,主編《現代西班牙語閱讀教程》《拉丁美洲文學教程》等七部教材,主持編寫《高校西班牙語專業四級水平測試大綱》《我國高等院校西班牙語教育研究》等教學大綱及研究著作多部。


            西葡拉美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推廣,是一件對中國文化界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澳Щ矛F實主義”“文學爆炸”“微型小說運動”“拉美女性文學”……大大小小的文學現象與作品,以及一代代驚才絕艷的作家和詩人,實實在在地影響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而與此同時并進的,是西葡拉美文學研究的靜水深流。拉美文學的“傳道者”和“釋道者”,他們如何“聞道”,又如何發展自己的研究興趣與外延,創造了怎樣的理論體系?筆者請教了資深拉美文學學者鄭書九教授,希望以一人的思考,來展開這段時間和思想之旅。

          胡安·魯爾福:魔幻現實與哈利斯科

            萬戴:鄭老師,感謝您再次撥冗對談。在之前《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的對談中,您講述了自己的個人經歷,尤其是求學歷程。我想您一定沒有想到,13歲就“被迫”進入北外附中學習西班牙語、一直想退學的您,最終會以西語文學研究為志業,而且樂此不疲,一干就是一輩子吧?

            鄭書九:是的,確實沒想到能有今天這樣的收獲。

            萬戴:您的治學經歷無疑對今天的學子和年輕學者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作用。而談及您的學術生涯,就不可避免要談到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這位墨西哥作家。那么,您是如何與其結緣,又是怎樣確定他為研究對象的呢?

            鄭書九:對于我的學術生涯而言,胡安·魯爾福是一位影響深遠的作家。我最初與魯爾福及其作品結緣,還要追溯到1979年我參加研究生考試之前。我有一位同窗好友,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在墨西哥留學時讀到了魯爾福的代表作《佩德羅·巴拉莫》,感覺這部小說很有趣,回國后就把這部書送給了我。雖然這部書很薄,只有100多頁,但是難度非常高。坦率地說,那時候我并沒有完全讀懂這部書。

            在碩士研究生考試的前夜,我還在輾轉反側,猜測明天會出現的考題:會不會要求寫一篇書評?第二天試卷到手,最后一題果然是“對一部西班牙或拉丁美洲文學作品撰寫書評”。20世紀70年代末,拉美文學作品還沒有大量進入中國,于是我就撰寫了最近讀到的《佩德羅·巴拉莫》書評。董燕生老師閱卷后對我說:“那本書你基本沒有讀懂?!焙迷趧e的題目完成得還可以,我就勉強過了關??荚嚱Y束后,我決心好好讀懂這本書。讀了四五遍后,我算基本讀懂了,最后就以這部作品為研究對象撰寫了我的碩士論文。就這樣,我開始了與魯爾福及其作品一生的羈絆。

            1987年,我在哥倫比亞哈維利亞納教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經過碩士階段的學習,我已經堅定了繼續魯爾福研究的決心。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系主任是一位神職人員,得知我要選擇胡安·魯爾福作為研究對象時,很直白地對我說道:“鄭,研究魯爾福,你怕是不靈光?!彪m然這對我造成了打擊,但經過反復思考,我還是堅定了信念。完成了全部博士課程后,我在拉美享有學術盛名的墨西哥學院進行了一年的深入研究,“窮盡”了所有關于魯爾福及其作品的批評及研究,做了數千張文摘卡片及心得卡片,最終撰寫出有別于其他魯爾福研究專家的、具有獨特觀點與結論的博士論文,并且順利通過了答辯。2003年,我博士論文的中文版在20個月的改寫編輯后付梓;2015年西班牙文版在墨西哥駐華使館發布;2017年是魯爾福誕辰100周年,我發表了論及他孤兒情結的論文,是到目前為止的最后一篇,研究魯翁的時間持續了近40年。

            萬戴:曾經有文學研究者將魯爾福的寫作風格描述為“哈利斯科(Jalisco,墨西哥西部的一個州)魔幻現實主義”。這種說法似乎同時包含了兩方面內容:其風格和普遍意義上的魔幻現實主義存在聯系,同時又存在強烈的墨西哥民族性。在您看來,魯爾福是否可以算作魔幻現實主義流派的早期作家?兩者存在怎樣的關系,又是否存在著本質性的區別?

            鄭書九:關于魔幻現實主義的起始問題,文學批評界與文學史界的說法并不一致。但各方普遍認可,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1949年出版的小說《這個世界的王國》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先導。這部作品很有意思:一般作家出版小說,不會自己寫前言,而是請一位良師摯友執筆,自己最多寫一篇后記。但這部作品,卡彭鐵爾自己撰寫了前言,并針對自己的作品,提出了“神奇的現實”(Lo real maravilloso)的理念。

            實際上,魔幻現實主義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作家作品中的表現不盡相同。換言之,這個流派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具有明確規則或劃分標準的群體,相對來說是比較自由的。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就很難篤定地講“誰屬于魔幻現實主義,而誰不屬于”。加西亞·馬爾克斯就曾講過,人們都將《百年孤獨》歸入魔幻現實主義流派,而他自己則不這么認為。在他看來,這部書的“每句話,每個詞”都反映了現實。

            依照這種原則,把胡安·魯爾福的作品,包括《佩德羅·巴拉莫》和其他幾部作品(如他的短篇集《燃燒的原野》(又譯《烈火平原》)和長篇作品集《金雞》)作為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的這個定位,我個人是認同的。但需要強調的是,他運用的是魔幻的手法(如打破生死的界限、活人和死人對話等),但詮釋的卻是現實,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后殘酷的農村現實。其作品的背景就是他所熟悉的故鄉哈利斯科州。在那個年代,那是一片荒涼的、被人們拋棄的土地??傮w而言,魯爾福的作品帶有強烈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與該流派發展并不相悖。雖然擁有鮮明的個人特色,但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萬戴:我們談到魔幻現實主義,尤其強調其反映了社會現實。這就與和現代娛樂工業淵源頗深的西方奇幻文學傳統呈現出相似與不同。您是如何看待這兩種文學源流的?

            鄭書九:我們回到語言構成本身,西班牙語的“魔幻現實主義”(Realismo mágico)的重點在于“現實主義”,而“魔幻”是修飾語。而就我讀過的絕大多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而言,它們反映的都是現實。這與奇幻文學的故事構成方式截然不同。一個架空的奇幻故事,很容易成為好萊塢的電影作品?;蛘哒f其復雜的故事、宏大的場景與想象造物,非常適合現代電影和游戲產業的改編。魯爾福的作品也曾被拍成電影,但過程非常艱難。而像曼努埃爾·普伊格(Manuel Puig)筆下的《蜘蛛女之吻》,從頭到尾就只有兩個人物在對話,影視化就相對難以展示。魯爾福、加西亞·馬爾克斯、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魣ngel Asturias)等作家的作品,是更為典型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和其他一般意義的“魔幻”作品還是有較大差異的。

          《佩德羅·巴拉莫》:執著地尋找天堂

            萬戴:如果不從“魔幻”著眼,而是以他關注的墨西哥農村題材而言,魯爾福與新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鄉土作家、同樣精于書寫農村的孫犁、趙樹理有何異同?

            鄭書九:應當說差異是很大的。比較多的鄉土文學作品更強調現實主義。而且我們的現實主義與蘇聯文學的現實主義有關,強調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像趙樹理、馬烽的“山藥蛋派”,對于現實的反映是非常真實的。我曾經在山西插隊,對于趙樹理《李有才板話》等作品中使用的山西方言倍感親切。從“荷花淀派”“山藥蛋派”到《暴風驟雨》《紅旗譜》,更多強調的是革命現實主義。

            如果說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文壇產生的影響,應當是最近30年間的中國當代作家及其創作了。莫言、馬原、格非等新一代作家,包括稍早些的作家張賢亮等,他們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魔幻色彩。其中我想談及的、非常欣賞的作家是阿來。他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我是在國外一口氣讀完的,其中的精彩內容與表現手法都令我印象深刻。后來我看到對他的訪談,他也承認自己學習了拉美文學的一些表達方式。應當說,魔幻現實主義豐富了中國現當代作家群體的文學創作理念、思想和方法,并產生了一定影響。影響具體有多大,我不敢妄言,因為我并非中國文學研究學者。

            萬戴:在您眼中,魯爾福的墨西哥本土性是如何得到體現的?您曾經撰文論述過魯爾福筆下的“孤獨”,他的孤獨又有著怎樣的獨特性呢?

            鄭書九:關于魯爾福的本土性,我剛剛講過魯爾福的魔幻現實主義的特點,就是具有明顯墨西哥西部荒漠地區,即哈利斯科州的地域特征。魯爾福作品不多,兩部中篇小說及故事集《燃燒的平原》中明確無誤的地域性特征,彰顯了他創作的本土性,而這種本土性也使得他的作品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杰作。

            而對“孤獨”問題的研究,是我對于魯爾福研究的封筆之作。無論是閱讀還是研究魯爾福的作品,不能回避的就是孤獨的主題,我在博士論文中稱之為“永恒的主題”。首先,他的孤獨與其經歷相關。如果我們了解魯爾福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他在大約8歲時父母雙亡,被祖父收養;在他十幾歲時,祖父也離他而去,他徹底成為孤兒。個人經歷造就的這種“孤兒情結”,在他的作品中也時??梢?。除了是小說家,他還是一位優秀的攝影家,我有幸在墨西哥和西班牙看過他的攝影展。當你看到他的攝影作品時,就可以發現其風格與文學作品一脈相承:孤獨、無奈、寂寞、彷徨……仿佛是他滲透骨髓的氣質。我在墨西哥搜集資料時,與魯爾福的家人結識,希望從他們口中聽到更多關于他文學性格的表述。但魯爾福的夫人及子女非常謙遜,認為自己只是魯爾福的家人,并不是他作品的研究者,不希望干擾我們的思考,我也只好就此作罷。

            孤獨也是墨西哥文學中很重要的主題。偉大的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稱“孤獨是墨西哥人最好的伴侶”,“墨西哥人是戴著面具生活的,面具后面是不可回避的孤獨的現實”。魯爾福試圖在他的孤獨中破解人的本質,認為孤獨是現代社會、現代人類的忠實伴侶,人們處在孤獨的、與世隔絕的世界中。他早期的短篇作品很多是以第一人稱寫成,他筆下的這些人物試圖擺脫孤獨,期望與他人交往與交流。在一些作品中,看似是對話,其實卻是自己孤獨的呢喃。

            在拉丁美洲小說家的作品中,我們都能找到作者生活經歷過的地域性特征。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就帶有哥倫比亞加勒比海沿岸的地理與人文特征。而《百年孤獨》中主人公的孤獨以及最終的結局,則帶有明顯的宿命論的特征。這是一個預設的、悲劇的結局,一個大家族七代人拼爭、努力,最終一切化為烏有。只不過魯爾福筆下的主人公,基本上是社會底層卑微的人群,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巨作中的主人公是社會的上層、名門望族。這是故事設計的區別,更緣于寫作者個人社會境況的差異。

            萬戴:您對魯爾福的研究以《佩德羅·巴拉莫》最為知名。您曾將博士論文的題目定為《執著地尋找天堂》,并提出了相關立論。這項研究的核心創建是怎樣的?在魯爾福研究界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和變化?

            鄭書九:傳統的研究幾乎一致認為,魯爾福小說中存在兩個時間以及相對應的兩個空間:一個是遙遠的過去、記憶中的天堂,另一個是當今的世界、現實中的地獄。而我的研究中,對魯爾福小說《佩德羅·巴拉莫》的時空結構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后提出:作品中存在著過去、現在與將來三個時間結構,以及與這三個時間相對應的“天堂”“地獄”“陰間”三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空間結構。這是我的博士論文的第一部分,揭示了小說中存在的三個“三重結構”:由上天—天堂、大地—地獄、地下—陰間構成的“三維度的空間”;由久遠的過去、迄今為止的現在、今天與未來形成的“三重時間”;以及由代表不同的象征世界的三個人物,即母親—天堂、父親—地獄、兒子—陰間,共同構成小說中“三聯親緣”關系。

            研究的第二部分,則是小說中生與死的主題,重點研究父與子的孤獨與孤兒情結:父親佩德羅·巴拉莫從孤獨到無可挽回的死亡的結局,以及成為孤兒的兒子胡安·普雷西亞多從死亡到重生的命運。死亡的主題在這部小說中的展示,使我們看到了墨西哥傳統文化的影響與滲透,而深深植根于印第安文化傳統中的作者魯爾福,巧妙地將這一主題呈現給讀者,自然地、不露痕跡地將生與死聯系在一起,從而創作出一個既是現實的又是魔幻的敘事文學的經典作品。

            這兩部分研究相輔相成:時間結構與空間結構的探討,正是為作品主人公——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的人物,提供了活動的時間與空間,并且讓他們“講述”各自的經歷,以及他們如何在上述的時空中尋覓幸福和他們的“天堂”。涉及《佩德羅·巴拉莫》的時空結構研究以及生死主題探索,并非什么新的命題;但是我在研究中提出了有別于其他評論家的新的觀點與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得出不同的結論。

            相信對于不少批評者及讀者而言,我提出的這個題目中似乎存在某種“悖論”。因為多數讀者認為作品描述的是一種地獄般的氛圍,小說中反映出悲觀主義的世界觀。而我提出“執著地尋找天堂”的立論,多數讀者及批評者會感到意外,因為這種觀點與他們的認知相矛盾。作為論文作者,我希望通過論文題目明確表明,該論文研究的方向與多數同行的研究背道而馳。我的博士論文的題目及研究的成果,得到了答辯委員會專家及同行的一致認同與肯定。而在論文完成后的30余年中,越來越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通過對論文整體構思及符合邏輯性的分析的理解,也逐漸接受了我所提出的解讀的結論。

          取經與筑路:拉美作家作品的推介

            萬戴:您的研究也涉及了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蒙特羅索、穆蒂斯、薩瓦托等深耕于不同領域的拉美寫作者。您是以怎樣的標準選擇作家作品進行研究,又希望建立一個怎樣的專業思想體系呢?您落筆的研究常常以作品主人公為主軸和題目,是出于怎樣的設計?

            鄭書九:坦誠地說,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至21世紀初,確實撰寫了一系列拉美作家及作品的推介文章,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我在哥倫比亞博士學習的“副產品”。當時我所修的博士課程全部與文學相關,除了專業課與方法論課程,還有邊緣學科和作家專題研究的課程。每門課程的教師都會要求閱讀大量拉美文學著作,以及撰寫數十頁的小論文。這給了我很好的練習機會,也積攢下來一批相關材料。我用打字機墊拓版紙進行寫作,提交上層后留下下層的版本。

            中國國內對拉美文學和作家的譯介,除個別詩人、作家外,更多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盡管當時的拉美文學譯介和研究已經“領風氣之先”,可總量畢竟有限。在我1990年回國后,我的中學老師、當時擔任《外國文學》副主編的李德恩老師聯系我,希望我撰寫、翻譯一些與拉美文學相關的文章。為了平衡教學任務與恩師的約稿,我想到了自己在哥倫比亞積攢下的這批材料,就嘗試以之為底本撰寫論文。在哥倫比亞讀博士時,我選修過一門叫作“拉丁美洲離經叛道作家”的課程,并重點研究兩位作家:奧古斯托·蒙特羅索(Augusto Monterroso)和胡里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于是我就此開始,和大學同學搭檔翻譯了蒙特羅索的幾個短篇,并撰寫了一篇評論性文章。之后,我又嘗試介紹了阿爾瓦羅·穆蒂斯的詩歌作品。由于給多本文學雜志翻譯過詩歌,我一度被人當作詩歌研究者。其實,最初我的這些評論和譯介并沒有一個明確目的,是從約稿開始,比較被動地日積月累形成了一定體量。但是有一點我比較明確:我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敘事文學。

            而關于我常常以主人公為主軸進行研究,我是這么理解的:所謂文學,就是人學。作品在記述人物的時候,總會有一個主角。比如我在研究埃內斯托·薩巴托(Ernesto Sábato)的作品時,通過不同作品中主人公命運的安排,可以發現作者的世界觀發生的轉變:在中篇小說《隧道》(1948)中,作者秉持著悲觀主義宿命論的世界觀,不給自己的主人公任何出路;而閱讀長篇小說《英雄與墳墓》(1961)時,從作家給主人公安排的結局中可以發現,作者已經給他留下了出路。以主人公的命運安排為引導,可以體察到作者世界觀的悄然變化。所以我說文學即人學,主人公立住了,作品也就立住了。

          研究與修史:“文學爆炸”與“爆炸后文學”

            萬戴:您近年來的研究,多以“修史”模式進行,以大篇幅的研究作品對間跨度很大的文學現象進行剖析。為什么您會轉向這種研究模式?其中的一項重要研究,是您主持的“拉丁美洲‘文學爆炸’與‘爆炸后文學’研究”。這是拉美各研究領域中不多的“顯學”。在您看來,“文學爆炸”的出現是否基于如地緣政治等非文學因素?“文學爆炸”與“爆炸后文學”的主要分野是什么?

            鄭書九:“修史”這個說法,有些過獎了。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帶研究生,而且從一開始就要求學生要研究“文學爆炸”后的作品(當然包括一些老作家后期的作品)。十幾年后覺得可以考慮把大家的研究成果認真地整理、呈現出來。2005年我申請了北外的一個科研項目,定名為“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后小說研究”。我對這部研究作品的定位,不是研究生論文集,而是一套根據不同區域和流派重新規劃后的成體系研究。例如涉及墨西哥文學,我們著重于墨西哥女性文學崛起;智利文學則關注1973年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變后的“獨裁與流亡文學”;哥倫比亞文學探討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后的一代小說家的崛起,以及生態文學、黑色幽默小說等流派。

            2006年,時任北外副校長的金莉教授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外國文學紀事:1980—2000”,我承擔了拉丁美洲文學卷的任務。就此,“爆炸后小說”研究團隊也同時投入這部分研究中去?!独∶乐蕖拔膶W爆炸”后小說研究》花費六年時間成書,加上后期申請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及圖書編輯出版,共耗時八年;而“外國文學紀事”項目也花費了九年時間。這兩個項目相輔相成:前者專注于敘事文學,關注時間跨度較大;而后者則是一部標準的斷代文學史,關注21年間的小說、詩歌、戲劇、文學批評等所有文學形式。通過這兩個項目,也成功培養出多位具有獨立研究能力的青年學者。

            所謂“‘文學爆炸’與‘爆炸后文學’分野”的問題是個很微妙、很棘手的問題,很難說清楚。

          2007年12月,鄭書九在墨西哥蒙特雷第二屆世界文化論壇上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合影。 受訪者/供圖

            我基本上認為這個分野出現在20 世紀70年代早期到中期:作家何塞·多諾索的說法是1972年,而我則傾向于1976年,因為當年“文學爆炸”向“爆炸后文學”過渡時期的重要作家曼努埃爾·普伊格發表了重要作品《蜘蛛女之吻》。事實上,普伊格雖然沒有享有中國人所稱的“四位主將”(即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胡里奧·科塔薩爾、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名氣,其實他在“文學爆炸”期間已經開始發表很成熟的作品了。事實上,“文學爆炸”是一個文學時期,不存在區分度很強的日期或是重大事件。

            至于你提到“文學爆炸”中的非文學因素,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雖然深耕虛構作品,但“文學爆炸”中的代表作家群體確實有著較強政治傾向性。如巴爾加斯·略薩(Vargas Llosa)等作家,對拉美地緣和本國政治多有關注和介入,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與表達。

            萬戴:“爆炸后文學”的不同發展方向中,是否存在著某些作家和作品能夠在文學質量和影響力層面達到“文學爆炸”四位主將的高度?如果至今沒有,最為接近的是哪個流派或個人呢?

            鄭書九:如果把“文學爆炸”與“爆炸后文學”作一個比較的話,我們會發現,前者確實是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出了一批經典作品和幾位文學大家。而后者出現了更多的作家,遍布整個拉美。他們的題材更加多元化(也突破了一些原本禁忌的題材),更加向現實主義靠攏,同時也不乏實驗性作家。

            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爆炸后文學”時期的作家更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書寫時代,更加接地氣的作品頻出,而大氣磅礴的作品數量反而有所減少。雖然早期還是存在《帝國軼聞》這樣的杰作,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式的史詩性作品變得稀少。

            “爆炸后文學”值得關注的有兩點:女性文學與愛情書寫?!拔膶W爆炸”時期,少有對于愛情的真正書寫,這一狀況在“爆炸后文學”時期得到了改變?!痘魜y時期的愛情》代表著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的轉向,也代表著他的作品中呈現出更為積極的世界觀。而如果說有某個作家更接近“文學爆炸”時期的“四位主將”的話,我覺得博拉尼奧可以算一個,他的長篇小說《2666》確實獨樹一幟。

            (作者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記者、中國拉丁美洲學會理事)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琲)
          內容頁廣告位-中國與世界.jpg

          回到頻道首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www.夜夜

            <pre id="xvxxt"><ruby id="xvxxt"><ol id="xvxxt"></ol></ruby></pre>

                <pre id="xvxxt"><pre id="xvxxt"></pre></pre>

                <track id="xvxxt"></track>
                  <track id="xvxxt"><ruby id="xvxxt"><strike id="xvxxt"></strike></ruby></track>